最近一期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请的是刘梦溪谈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意义。刘老先生讲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礼义廉耻的理解和补充，着重四个方面的关注：敬恕和耻。说的非常好。言辞间透着刘老传统文化底蕴的深厚。谈及最近两所知名大学校长的演讲，刘先生似颇有微词，批之过俗。

想来刘先生是大雅之人，流俗的东西是不入法眼的。可惜当今社会本就是礼崩乐坏俗文化横行。北大校长要不露些痞子腔恐怕还得不到师生们的共鸣。所以在俺看来，所谓的敬恕和耻恐怕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望，就跟一个无理数或者光速一样，只可无限逼近，永远无法达到。一个社会永远是雅俗之间的平衡。我们只能通过教育使雅更多些而已。

所谓的礼义廉耻敬恕和耻，其实都是有条件的。其假设就是双方在差不多的教育程度，为人处世，或者说是发展水平上。并不放之四海皆准。指望杨志和牛二之间有“敬”显然是不可能的。武大郎与潘金莲之间有“恕”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两者知“耻”度是不同的。你知敬耻而不为，对方就会“侵之愈急”。

由此说到耻文化在一个社会中还是很重要的。顾炎武把耻字抬得很高的确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可惜这也只是在中华文化圈内有效。把它放之世界，为免为当今世人耻笑。世界文明还远没有达到殊途同归的程度。

对于张载的“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俺觉得也不可错误的把最后一句单挑出来理解。虽然和能解，但前提是反其为且成仇。否则便是委屈求和。朝鲜战争要是没有志愿军的浴血奋战之反其为，之斯有仇，最后能和而解吗？所以力量相当的对象，且有反其为之过程，才有和而解之结果。缺一不可。拿这事放之当今南海争端亦准，上来就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而解，谁理你啊. 所以我觉得当今的中国政府对华夏文化中“和”的概念已经发生了理解偏差。和是结果，争是过程，不争无所谓和。